【读中国】与驹形哲哉共读《骑着自行车看中日经济》

自行车是入口，体制才是主题——本书缘起与研究原点

本书以霞山会主办的一场研讨会演讲为基础写成。霞山会是东亚同文会的后继组织，驹形教授现任该会理事。驹形教授将此前的学术研究重新组织为更易为普通读者理解的形式，并出版成书。而这本书真正关心的，其实并非自行车本身，而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以及这一制度能够持续到何种程度。这始终是驹形教授一贯的研究主题。

自行车之所以成为研究的切入点，要追溯到21世纪初。一位中国合作研究者向他介绍了天津的案例：在计划经济时代，天津的自行车产业由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承担；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的短短几年间，这一集团解体，产业组织转变为由约一千家民营企业密集竞争的市场型结构。如此迅速的转变为何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为解开这个问题，驹形教授从北到南走访中国各地，考察中国产低价自行车为何大量进入日本市场。

如果再进一步追溯，其研究的起点是1989年赴天津留学的经历。他亲眼见到城市近郊农村面向出口的发展、地方党委尝试推动地方开发的过程。那些观察呈现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生动面貌，也奠定了他此后“通过产业观察体制”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

为什么是自行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与汽车和摩托车相比，自行车作为工业产品的零部件数量少得多。因此，它更容易把握产品的整体结构，也便于进行实地考察。与此同时，自行车又涵盖金属、机械、化学、电气、电子等主要工业门类。若要从零部件到整车全部自行生产，一国经济必须具备相应的工业基础；而跨产业技术与供应链之间的联系，也可以由此得到观察。

从历史上看，能够从零部件到整车实现一体化生产的国家和地区——欧洲、美国、日本、台湾——都曾被视为先进工业国家或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行车产业也是衡量“先进化”的指标之一。

从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角度看，自行车还以一种高度浓缩的形式呈现了中日经济关系。无需驾照、作为日常出行和运输工具普及的电动自行车；在自行车上加装发动机、增加车轮而形成的低速电动车产业；以及从可随意停放发展为爆发式普及的共享单车——围绕普通自行车衍生出的新产业不断涌现。

在追踪自行车产业的过程中，我们能够观察到中国并非只是追随发达国家的产业形成与发展路径，也能讨论监管、制度与市场如何相互作用等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问题。此外，自行车在提高出行效率、促进健康、抑制医疗费用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如今，研究成果还能够连接到行业团体的运营及日本自行车产业的振兴。这是一个对政策也颇具启发性的领域。

85%的销售自行车在中国组装——难以逆转的依赖结构

研究所揭示的是日本“对华采购的结构化”。在日本国内销售的自行车中，约85%在中国组装；即使汇率发生变动，这一比例也长期未变。即便是其余约15%的日本国产自行车，部分关键零部件也依赖中国供应。作为供应链的关键节点，中国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这种“结构化”不能仅仅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来解释。从冷战结束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经济本身选择并推动了中国的崛起，进而形成了难以逆转的依赖关系。而日本则在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平成萧条中，主动作出了这一选择。驹形教授如此判断。

那么，中国方面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内需和人口规模、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工业基础的再利用、循序渐进的市场化、对外资和外国技术的娴熟引进，以及众多经营主体——尤其是中国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在广阔国土、多样性与地方自主性的条件下，试错得以进行；电动自行车、低速电动车、共享单车等在中央严格监管之下未必容易产生的新产业，由此萌芽并扩展。

其结果是，此前被视为前提的“产业依次从发达国家向后发国家转移”的原则正在动摇。中国作为世界供应源吸纳生产能力，只将剩余部分向外输出。这样的集中结构，正在重塑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秩序。

透过自行车能看见什么——看见中国，也看见日本

从研究生时代起，驹形教授始终将“中国的经济体制”与“产业”的具体形态结合起来考察。不过，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始终扎根于现场和现实情境。他并不拘泥于自行车本身，而是以“通过自行车能够看见什么”为中心。因此，即使研究对象变化，其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并未改变。

1989年在天津积累的实地观察构成了其研究方法的核心，并最终形成了“看见中国，也看见日本”这一双向的视角。其学术规范来自已故加藤弘之教授的教诲：不要局限于狭窄领域，而应从特定对象中提炼更大的问题意识；应当重视从具体专名中抽取可以一般化的讯息。

成书之后，依然存在的未知

节目中每次都会提出一个问题：不是成书之后阐明了什么，而是还有什么未能弄清，下一步最重要的课题又是什么。驹形教授提出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的崛起能否持续？”在写作本书之时，这仍是一个无法充分验证的问题。

近年来，自行车产业的竞争力已不再仅由机械加工和金属加工决定，电子技术正日益成为关键因素。机械加工属于只要引进设备便可在一定程度上追赶的领域；而在电子与软件联动的领域，中国如同在其他产业中已呈现的那样，不仅有可能追赶，也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超越。借助人工智能辅助变速控制等电动化、电子化的发展，或许会进一步增强中国供应能力对世界的影响。

这不只是自行车产业的问题，也可以被视为一国乃至世界产业发展方向的问题。驹形教授正是以自行车为例，看到了这一方向。

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持续产生新事物的能力。众多经营主体之间的竞争能否维持？资金能否持续供给？消费市场是否足够厚实？新的产品能否不断从既有技术的组合中产生？新技术能否持续快速地嵌入产品？这五项条件今后是否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也是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独特经济体制与既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制度竞争走向的关键。

“脱中国化”并不容易——将循环创造价值的机制纳入经济安全保障

那么，日本应当如何应对？首先必须承认，结构性地“脱离中国”十分困难。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城市封控时，日本在春季销售旺季一度出现商品短缺。为了应对这类供应中断，必须尽快重新构建经济安全保障。

这不能只靠增加库存。还需要从制度和市场两方面完善循环利用、再利用、共享等“非所有式使用”与“循环创造价值”的机制，使其成为缓冲供应冲击的减震器。驹形教授目前正开展以再利用领域为重点的实证研究——这一领域的实际状况仍缺乏充分掌握——并探索将循环型模式定位为日本经济安全保障一环的政策设计。

骑着自行车所能看见的，不只是中国工业发展的机制。看见中国，也看见日本。一册新书之后，这个问题仍在延续。